约翰·米尔斯海默在接受《南华早报》采访时直言：“美国存在着深刻的政治分裂，这威胁到美国民主的本质。 ”
美国精英与普通民众正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。 《纽约邮报》网站报道的一项新调查显示，高达74%的精英人士表示他们的个人财务状况正在好转，而只有20%的普通民众有同感。
这种感知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方面，70%的精英人士表示他们相信政府会做正确的事情，而普通民众中这一比例仅为25%。
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·米尔斯海默指出，美国存在着深刻的政治分裂，这种分裂已经威胁到美国民主的本质。
这种政治分裂背后是残酷的经济现实。 普通美国人越来越难支付住房成本和食品成本，更广泛地说，是日常生活成本。
数据显示，美国顶层10%人群的收入占比高达38%，而底层50%人群的收入占比不足20%。 更令人震惊的是，美国最富有的10%人群占有全国70.7%的财富，而底层50%人群仅拥有社会总财富的1.5%。
这种经济分裂直接导致了红州和蓝州的严重对立。 米尔斯海默认为，特朗普并非美国政治分裂的主要原因，而是利用了这种分裂在2016年当选，然后在2024年再次当选。
在美国，精英阶层过着与普通民众截然不同的生活。 民调专家斯科特·拉斯穆森的研究将美国社会分为精英和普通民众两个群体。
精英的定义是拥有研究生学位、年收入超过15万美元或居住在人口密集城市地区的人士。
这些精英人士支持严格配给肉类、天然气和电力的比例高达77%，而63%的普通民众反对这么做。 这种政策偏好的差异，源自两个群体完全不同的生活现实。
对精英来说，犯罪、非法移民、通货膨胀、毒品芬太尼和工厂倒闭并不会让他们夜不能寐，因为他们生活在自己编织的茧房里，不会像今天许多美国人那样每天都遇到这些问题。
然而，对普通美国人而言，这些是他们日常生活中必须面对的挑战。
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本应让所有美国人受益，但实际情况是，霸权红利被精英阶层垄断，而霸权成本则多由普通民众承担。
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指出，霸权实践扩大了美国精英层的影响能力和受益范围。 在美国霸权向全球扩张的过程中，掌握着知识和资本优势的美国精英层成为美国全球扩张的排头兵，也成为美国霸权地位的主要受益者。
精英通过全球化进程，把本来局限于美国国内的经济支配体系，全面扩大到世界范围，获得更高的收益比。 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，美国大学本科以上精英的工作岗位增加了1倍以上，收入水平也大幅上升。
与此同时，美国的中下阶层没有从全球化进程中获益的能力，反而要面对来自其他国家相应阶层民众的竞争。 中下阶层的工作岗位和相对工资水平，不增反降。
美国税收体系的变化明显偏向富裕阶层。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，美国政府对高收入群体征收的有效税率大幅下降。
企业税率的下调表面上是为了刺激经济，但实际上加剧了收入不平等。 研究显示，企业税率的降低会导致资本收入增加，工资和薪酬收入减少，而资本收入主要集中在高收入群体。
最富有的0.1%美国人的平均有效税率从1960年的71%下降到2004年的34%，而所有纳税人的平均税率却从20%上升至23%。 这意味着除了富豪人群外，其他群体的税率均有所提高。
美国税法存在的漏洞，使得2020年有55家盈利的大型企业缴纳的所得税为零。 这种制度性的偏袒，使富者愈富，贫者愈贫。
教育本应是社会流动的阶梯，但在美国，它却成为固化阶级的工具。 经济学家约瑟夫·斯蒂格利茨指出：“接触好的教育，越来越依赖父母的收入、教育和财富”。
美国虽然基本实现了免费教育全覆盖，但在公立教育与私立教育、富裕地区教育与贫困地区教育的水平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。
统计数据表明，1970年，富人中的40%和穷人中的6%在24岁时获得一个学位。 到2013年，这一数据分别变为77%和9%。 教育机会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，反而在扩大。
财富差距也直接影响了对教育的投资。 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00年，收入处于顶层5%的美国家庭，对每个孩子的教育投资增加了155%，而收入处于底层20%的美国家庭仅增加了55%。
美国的种族维度加深了阶级分裂。 研究发现，白人家庭与黑人家庭的平均财富比高达20：1。
有四分之一的黑人家庭是零资产或负资产，白人家庭中这一比例仅为十分之一。 在1983—2013年间，黑人家庭财富的中位数从6800美元下降到1700美元，下降75%；而白人家庭则从102000美元上升到116800美元，增加14%。
这种差距部分源于历史上的制度性歧视。 例如，上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建立的联邦住房贷款项目，在执行过程中把“邻居”作为重要评审指标：如果邻居是有色人种，评分就会非常低。
在1934—1962年间，98%的联邦优惠贷款被给予白人家庭。 这限制了有色族群通过财产投资分享美国经济发展成果的权利。
《纽约邮报》网站指出，在硅谷、曼哈顿和华盛顿的精英被泡沫包裹，与普通民众失去了联系。 精英们过得很好，所以他们相信每个人都很富裕。
精英往往从事“会说话的职业”——大学教授、记者、律师、演员和说客。 他们滔滔不绝，而普通美国人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听不进去。
这种分裂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。 那些美国“国父”们建立的国家，标榜自由、平等，但其底色，却始终带有种族属性、阶级属性和宗教属性。
表面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价值体系更好地服务于白人、精英阶层和新教伦理，打压剥削有色人种、底层民众和其他宗教，一直是美国文化的基本构成。
米尔斯海默在接受《南华早报》采访时直言，美国存在严重的经济不平等，这很大程度上就是促使美国两极分化的原因。 普通美国人的愤怒并非空穴来风，而是源于几十年被制度性牺牲的现实。
精英与普通民众的鸿沟如此之深，仿佛他们生活在两个不同的国家。一位民调专家发现，当被问及美国社会最迫切的问题时，精英们谈论的是气候变化和全球事务，而普通民众则担忧犯罪、非法移民和支付日常账单。
在华盛顿，精英们住在“被泡沫包裹”的世界里，而在“铁锈地带”，工厂倒闭和工作机会流失让越来越多的人陷入绝望。 这种分裂不仅体现在收入统计和数据报表中，更已经深植于美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。